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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套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都是西方经济学界权威人士，我个人完全肯定这方面学说对理解现代通缩机制和影响具有学术价值，同意一国经济在面临严重资产负债表危机冲击之际，可能有必要在短期内采用通缩-刺激药方推荐的某些急救方法。

一是FSA作为微观审慎监管机构缺乏从宏观审慎角度预判风险的能力，未能关注到次贷危机后市场流动性整体紧张对北岩银行借短贷长经营模式的致命冲击。实际上，在货币当局与监管机构分离的情况下，如果将宏观审慎政策赋予监管机构也就意味着赋予了微观审慎监管主体以宏观和货币调控的职能，很容易导致多头管理货币条件的局面，多龙治水会造成政策信号紊乱、微观主体难以适从等问题，不利于金融调控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从微观角度看，传统金融监管的核心是保持个体机构的稳健，但个体稳健不等于整体稳健，金融规则的顺周期性、个体风险的传染性还可能加剧整体的不稳定，从而产生系统性风险。不过，一些学者据此提出我国金融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应是混业监管，提出简单合并三会构建金融监管委员会的建议。方案三和方案四符合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求，并兼顾了综合监管和双峰监管，也符合国际上三个统筹的趋势。2015年以来，人民银行强化了针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宏观审慎管理，推出针对远期售汇的风险准备金、提高投机性人民币购售手续费、对境外人民币境内存放征收准备金等措施，近期又扩大了本外币全口径境外融资(外债)宏观审慎政策试点。方案三：央行+行为监管局。

二是强化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即FSOC认定由美联储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总资产500亿美元及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职能。基于此，我们可以对几种可能方案的利弊进行比较。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展来看，资产证券化活跃度高的商业银行所受冲击也更大。

而无足够广泛投资人，也无从谈起活跃的二级市场。从深层次来看，通过监管套利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发展的一种常态。资产证券化的机理是大数定律。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开展历史不久，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缺陷，比如资产证券化核心所在的SPV在破产隔离、税收中性方面都不具备完善的法律支持。

资产证券化所进行的实际上是将未来现金流与当前现金流的转换，是将存量资产与流动资产的转换。但实际上，这些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是在上交所、深交所挂牌交易的，面对的是公募基金。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创新，但实际上是对监管的一种规避。而美国，同类产品的资产笔数一般在200-300个，覆盖行业20-30个。而事实上，是否出表仅仅是会计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从美国的发展经历来看，资产证券化对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针对资产证券化的特性，SEC还特别设定了额外信息披露标准，比如参与机构信息、证券信息、基础资产池信息、借款人信息、交易结构信息、静态池信息、信用增进措施、重要衍生合同等。但如何在行业出现问题时，监管部门能够妥善协调解决问题，这还有待观察和思考。在我国，长期以来，商业银行追求规模，对缩减资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还不太关心，因此比重还很小。因此，在资产证券化规模还不大的时候，需要前瞻性的研究和规划，特别在监管方面，这对防范系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6年3月期 进入专题： 资产证券化 监管 。由于金融结构本身就具有变性和不稳定性，比如，即便在平常是负相关的资产，在危机到来之时，其价格走向也会急剧变化成为正相关且相关系数接近于1。

在过度追求发展速度时，资产证券化基础质量如何控制？这必须依赖于对数据的分析。在当前，监管部门应该尽快完善信息数据披露机制，关注点应该从负面清单转移到数据的准确性，全面性。

比如，在交易结构上，国内出现了所谓双SPV的构架。但也有论文认为，资产证券化可以降低融资成本、改善风险管理与提高盈利水平，对银行的风险取决于基础资产和交易结构的设定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监管比较散乱，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交易所多部门，并没有一种SPV模式可以供所有产品按需选择，不同产品发起人必须按照所属监管部门的分类进行业务活动。当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缺乏信息数据披露机制，缺乏信息共享系统。否则，大家千篇一律的抄袭着固有模式，规模好像起来了，但发展的动力越来越淡薄了。资产证券化业务在我国开展历史不久，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缺陷，比如资产证券化核心所在的SPV在破产隔离、税收中性方面都不具备完善的法律支持。

总之，本文从监管角度谈论了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开展的一些担忧。也就是说，当资产包里的基础资产多量、分散时，资产证券化才有助于分散单项资产的违约风险，提高证券的信用度。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分业监管制度对资产证券化发展起到制约作用，不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有的虽然号称有创新，但也是局限在某一地域或时段，实际上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和突破。

服务机构也需要出具合规报告，受托机构负责人需要对报告进行审阅并签名承担相应责任。特别是，资产证券化产品正在寻求扩大投资人范围。

从规模上看，2015年的发行量已经列为世界各国的第二位。通过非标转标将非标产品转换成标准产品，提升了银行名义资本充足率，但如果资产本身没有出表，银行实际风险并没有改变。对于不同资产，如房贷、车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保护私隐条件下，需要逐笔披露基础资产数据。因此，在资产证券化规模还不大的时候，需要前瞻性的研究和规划，特别在监管方面，这对防范系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企业资产证券化是私募产品，不需要公开信息。表面上看，这是一种创新，但实际上是对监管的一种规避。

事实上，海外对此问题已经有了大量论文。虽然有备案制，但对外不透明。

众所周知，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质量恶化。资产证券化，又称结构化金融是指以特定基础资产（或资产组合）未来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对现金流的结构化以及增信处理，将流动性较差的存量资产转换为流动性较强的收益凭证的过程。

文章来源：《中国金融》2016年3月期 进入专题： 资产证券化 监管 。这种结构可以完成非标转标的目的，或者将信贷资产转移到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目的。在我国当前，信息数据披露机制严重不足，规则不健全，不完善。这对于监管机构尤其重要，这是掌握及时市场一手信息和发展变化的重要且必要手段。

而资产信息数据的不透明，不公开，以及不公正的监管套利则会引发系统风险，或者妨碍监管部门对风险的及时跟踪和反应，这值得监管部门的注重。然而，资产证券化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金融工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过度追求发展速度时，资产证券化基础质量如何控制？这必须依赖于对数据的分析。特别是，众多产品在针对投资人需求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这方面的市场需求极大。

但如果基础资产数据披露机制不存在，那么对金融风险的系统分析就是无从谈起。但随着企业转型，资产证券化的发展速度会进一步提升，如何理解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企业绩效的长期作用，而不是追求近期业绩，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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